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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2月11日(本周三)16:30-17:30，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通信政策研究所所长 陈金桥做客TOM科技“前沿话题”栏目，《人民邮电报·IT周刊》执行主编 叶武滨作为特约主持人，与广大网友进行一次无极限的沟通，主题是：今年中国电信政策走向。话题涉及今年中国电信政策在管理方式、资费政策与《电信法》等焦点问题。以下是此次访谈实录：
本期嘉宾 ：陈金桥 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通信政策研究所所长
主题 ：今年中国电信政策走向
主持人：叶武滨 《人民邮电报·IT周刊》执行主编
时间：2月11日下午16：30-17：30
主持人(叶武滨)：我是《人民邮电报·IT周刊》执行主编，将作为TOM科技的“前沿话题”的主持人，今天我们请到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通信政策研究所所长陈金桥来到TOM作客，与广大网友一起谈谈今年电信政策变化的问题。请陈老师跟我们的网友打声招呼。
陈金桥：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到TOM科技“前沿话题”跟大家聊一下，关于2004年的中国电信走向问题。我在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主要的领域就是关于电信法制产业政策、监管政策，包括外商投资决策咨询业务，欢迎大家就自己关心的问题与我一起进行讨论。
主持人(叶武滨)：我简要把我们今天谈的几个问题作一个简要的介绍。主要是四个方面，一、资费方面；二，监管方面；三、《电信法》；四、谈中国电信业的国际竞争力。我们首先进入第一个层面的话题资费方面。
陈老师，今年的资费政策会有什么变化？会有怎样的变化？
陈金桥：这个问题是我们电信业非常关注的问题，通过这次中国通信市场的发展，电信资费的一些结构性的矛盾也开始突出。另外，关于政府的对电信资费如何进行管理这个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思路，我相信各位电信用户还有我们的各位网友都已经看到，前一段时间我们信息产业部的一些主要负责人在各种公开的会议上也讲到政府如何在下一步顺应中国通信市场的竞争态势的变化来相应地调整电信资费的政策，主要的方向就是迈向更加市场化的机制。
刚才提到的问题问到资费会不会有变化？我想广大用户非常关心的是基础的业务，就是老百姓用的最多的话音业务，更多关注移动电话的资费，因为它的调整变化时间太长，从基本话音业务来讲，包括月租这样的资费来讲都是非常什么大的调整变化。但是我们实际上市场的形势，各地所执行的资费已经是与政府所公布的政府定价的资费标准有差异。
种种迹象表明，我们资费在2004年从市场的发展、从政府的管理思路的变化，从运营商的一些发展策略和消费者的愿望来讲已经到了一种调整时期，是会有变化的。
会怎样去变化这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刚才已经提到了，我们主管机构其实已经在各种场合已经表明了主要的变化是更加迈向稳健的市场机制。过去大家知道决定了中国通信市场80％以上的收入和业务量的基础的话音业务，就是我们所说的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实行了政府定价。
但是我们的几大电信公司像大家熟知的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还有铁通，执行的费用的负担水平是低于这个，一方面是市场现实，说明市场变化了之后，资费的结构性的解构调整没有跟上。政府制定全国统一的定价，价格在当前的形势下，在竞争基本建立情况下，还继续适用，通过资费管理调整方式的变化，让企业拥有更多的自主权，更能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方向由于我们说随着通信技术的进步和随着通信市场的竞争的加剧，具体的变化朝着一种消费者的绝对负担水平和相对负担水平都趋于下降的趋势去变化。
主持人(叶武滨)：信息产业部的副部长奚国华说电信产业的监管方式已经不适应了。为什么不适应？
陈金桥：奚国华部长的说法是有他的道理，我们的定价比较单一，给企业浮动的范围，对于允许联通这种新运营商包括后来进入的铁通固话业务和移动业务相对标准业务有上下更大的浮动范围，这是一种政府定价发挥主要作用的时代。
因为时代的变化，如果政府不定价，由企业去定价很可能出现一个情况，出现一个具有垄断的地位的运营商，这样对于我们培育是非常不利的，通过政府的定价当时是达到的一定的效果。
但是走向现在，我们经过十几年的电信改革，国有的电信公司的改造也是逐步完成，越来越完善，我们现在有三家国有上市电信公司，全国有几大家基础电信运营商都开始建立新的企业制度，他们对于成本、对于市场需求是高度敏感的，这样具备了市场化定价的基础，要说以前就没有这个基础，你把这个权限交给他，他会乱用这个权利，你交给他可能就具有客观的条件，客观的基础具备了。
第二点，政府为什么要调整这种管理手段，过去相对比较僵化的管理，政府定标准、政府定价的范围过多，对我们通信市场快速的发展繁荣起到了一些阻碍作用，比如说你如果让企业拥有更大的定价自主权等等方式来刺激新业务开发，来吸引更多用户加盟，提升对用户的服务质量，资费是一个最敏感的价格信号，这方面如果政府不往后退一步，企业就没有办法往前进一步，这对通信市场发展不太有利。
按照中央十六大的精神，我们政府要确实推进改革，转变职能，加强服务，也就是说政府不再具体地去干预或者说改变干预的方式，具体关注对价格的宏观调控，职能的于是也是政府对微观主体的经营行为是最要害的行为，按照客观条件的成熟度会逐渐放开，逐渐地市场化，也是符合政府转变职能的需要。
主持人(叶武滨)：现在民间有一种普遍的说法，地方上的资费有一个下降的趋势，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陈金桥：对。尽管我们说通信网络的建设是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成本，全球或全国，建网的成本、运营上的费用差距并不是很大。中国这么大的市场，各地的运营成本差异还是比较大，运营成本有一大块是人力成本，有资源使用成本，比如用地或者其他方面的成本，比如融资的成本也是有差异的，由于各地的成本差异比较大，对越发达的地区越有利，越不发达的地区越不有利，这样的话就会使得这些用户没有办法承受能力，没有像发达地区那样高。
我们既不反映完全的成本，也不能反映供求关系，这样反而不合理。所以，我们说各地区出现一些差价本身是合理，因为它反映了成本差异，反映市场的供求关系。因此我们也是允许这样的情况，但是不能低于成本去定价，这样对别的消费者是不公平的。这是一个现实。
主持人(叶武滨)：在资费这个层面，大家可能关心的问题，手机是一个热点，就是说手机的资费可能专家也有很多的说法，比如阚凯力教授说今年的手机资费可能这样，但并不一定要单向。
陈金桥：阚教授这个结论从大的方向上比较准确，关于资费平均水平的问题，因为中国在去年年底有2.67亿的移动电话用户，后几年发展是预付费用用户，这些用户的支付能力是相对有限的，为什么他们能够迅速进来成为一个现实的用户，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移动运营商已经将实际的资费负担水平降下来了，比如花费补贴等等各个方面，包括搞一些区域性的电话。
比如西安、重庆会出现本地通、基站通，会削减或者改变移动话音业务的范围，从而改变它的价格，我们很难想象2.67亿移动电话用户都是需要全球漫游的，很多是本省范围内漫游，这样消费需求有非常大的层次性差异。
所以说就出现运营商的价格创新行为，这是一种竞争手段。尽管我们信息产业部电信主管部门手机的标准资费并没有变，实际市场的水平据我们不完全统计，各地已降了一定的水平。我们通过看两个大移动运营商去年的盈利能力，我们看到像中移用户、中国联通他们都是盈利的。
他们是有降价的实力，我们奚部长表过态，有还利于民、让利与民的空间，需要修正一下他的说法，不是叫手机资费必然下降，而是叫做手机资费标准水平回归合理的空间，什么合理的空间？可能改变政府的标准资费与运营商所实际执行的水平，让它一致起来，可能有用户进一步问会不会再讲，你说实际负担水平是七折六折，运营商会不会进一步下降，我们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不会说很剧烈。因为这个东西有基成本，对于移动电话运营商来讲必须有一个互联成本，有运营成本，作为一个企业不能不赚钱。
第二个问题，我想简单说一下，关于计费方式问题，但单双向问题，作为电信主管部门一直是在考虑我们电信用户的呼声，现在应该纠正一种说，并不是说我们的电信主管部门完全不支持、甚至不同意消费者的强烈的呼声，而是说主管部门经过慎密的研究，正在评估全世界各国实施移动电话收费的方式到底优劣，改变资费方式之后产生的好处是什么，它的弊端又是什么，我们需要为此做什么准备。
从2000年开始，当中国移动电话高速发展之后，我们移动电话翻了一到两倍，不是说不动，而是计费方式本身的改变不是一项单独的政策，好象运营商把计费方式一改就万事大吉，这是理解过于偏差。因此，我们觉得政府主管部门的想法是希望广大户能够理解，政府要改变这种定价方式，另外要把更多的定价自主权还给企业，那么企业如果认为这种计费方式的改变对他的业务发展非常有利，他愿意去实施这个，我想政府也不应该反对他，必须要做相应的准备，比如相关利益的调整等等这些东西，计费方式是企业可以做的事情，但是是一个带动面比较大的一个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不是说变就变的概念。
我觉得不要太极端，当然也有很多好处，比如更符合消费者的心理，消费者可能感觉负担水平加重了，我认为单向收费，关于是否单向还是双向，这个问题还可以继续，如果市场时机合适，消费者呼声强烈，运营商也是比较认同，我们认为在合理的时机做这样的改变也未尝不可。我认为中国几亿的移动电话用户更应该关注随着技术进步和市场竞争的优化怎么样能够享受和技术进步的成果，把他的负担水平降下来这是更关键的。
主持人(叶武滨)：你的意思是大家不要光考虑资费层面，而是应该这个技术的进步带来更多的服务。
陈金桥：对，我想重申一点，我觉得政府绝对不是忽视这些用户的呼声，而是说要缜密地研究它的可行性，要综合平衡各的利益，包括消费者、运营商等等方面的利益，综合考虑以后，利大于弊也可以做这个事情。
我们看到西方各国有实行单向，有实行双向，并不一定说单向的那个市场竞争就不完备，消费者利益严重受损。另外，广大用户有这么强烈的渴望，主要希望通过它计费方式改变，我一下就能够降低，非常显著地降低我的负担水平，我觉得这有误解。
我有两个因素可以反驳这一点，第一，降低资费之后，对你的消费肯定是刺激，肯定会改变你的消费行为。第二，降低这个资费，必然涉及到我们移动电话运营商和固定电话运营商以及相互之间的结算，以前大家知道互联结算只是移动电话运营商向固定电话运营商单向付费，如果改变计费方式，肯定这个前提就不复存在。
原来为什么非对等结算，因为固定打移动，移动可以收钱，不存在收回成本问题，如果一旦改变，移动作为被叫也不收钱，移动运营商资源被占用了，这是不合理的。如果一旦计费方式改变了，这样会引起具体每分钟资费可能做一些调整。所以，绝对不是单纯地减少问题。
主持人(叶武滨)：最近我在其他的一些场合发现，在固定电话这一块资费情况有比前些时间市场相对混乱一下，比如长话在打折，出现了代理商加入进来。你觉得固定电话资费，今年政府还是沿着过去严格的管制方式吗？
| | 主持人(左)、陈金桥(中)、TOM科技频道主编 王炜炜(右) |
陈金桥：其实固定电话有一些结构性的矛盾，目前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基本上属于长话业务属于竞争，因为既然有关固定长途，又有移动长途，同时还有IP电话，而且同时还有IP电话结合移动，因此竞争是非常充分。
主持人(叶武滨)：随着技术的进步，IP电话质量上来了，但是资费的落差比较大。
陈金桥：我说整个在固定电话业务资费方面，移动长途资费是充分竞争的，没有再降价的余地，当然可以采取电话卡打折的方式。固定电话这一块，大家反映月租费是不是太高，还有说这种计费方式不对，为什么长话能做到每六秒计一次，本地电话每过三分之一秒就要收钱，大家可能对本地电话资费是两个反应，认为这个水平在国际上还是不是偏高，老百姓认为我反正吃亏了，这种心理我可以理解。
解释一下，根据我们的情况，虽然我不是技术专家，中国的本地电话跟移动电话基本持平，也是2.65亿，这么大一个规模，本地通话量比移动还是要高，在本地电话疏通的长途电话也是比较多，本身对交换机的负荷是非常的反对繁重，你要它时时计费，还要每几秒产生一次记录，这对我们的网管设备各种改造要求是很高的，甚至会影响我们的通讯服务质量，比如造成一些损失。
不是说没有考虑，只是适当地考虑，比如在设备可以承受的情况，在技术可以保证的情况下，适当地缩短计费的时长和周期，这样使得消费者的计费得到降低。我们国家和其他国家相比，从负担水平来讲，我们市话是偏低的水平，相对水平是如此，绝对水平更是如此。
如果按每分钟去折算，我们就更低，但是老百姓还是有反应，他认为一点因为很多国家实行包月制，本地电话可以随便打，为了充分利用这个资源，大家注意一个情况，凡是实行包月的国家都不是大国，都是中等偏小的国家，它整个电话网络的容量承载能力相当强，中国目前普及率还是比较低的。不能说别国实施的方式中国也要拿来用，包括负担水平等等都要重新考虑的必要，但是没有像移动那样来的迫切。相对来说它会更合理一点，我们更不用说长途资费，国家已经放开了。
主持人(叶武滨)：我们来回答一下网友提出的问题。
网友：今年改成单向收费有戏吗？从您个人的角度来说，我希望得到一个比较直接的答案。
陈金桥：我个人的判断，今年如果政府要整体去推进电信资费改革的方式，这个也在考虑之中，做方案至少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我们考虑成本的情况，做一些数据的收集，我个人不是很乐观，即使下决心推，我们做方案还要一段时间。
网友：月租费方面，今年有没有降低或者取消的可能性？
陈金桥：整体上来讲，由政府来出面做这个事情会比较困难，我们资费管理方式改革了之后，把定价自主权较多地交换给企业，比如企业可以实行资费套餐或者包月制，或者一部分地区实行包月制，这样可能做到。但是指望政府出面来做，统一调整或取消，今年没有纳上议事日程。
网友：今年的宽带发展很快，宽带收费由于涉及到运营商比较多，现在各地的地方的标准不太一样。政府部门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指导性的意见？
陈金桥：关于宽带业务是中国通信业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各地差异非常大，北京是120，有很多地基城市甚至一些县城，甚至50元包月，差异非常大，这个反映宽带普及程度非常大。目前来讲，重点应该是放水养鱼，要使得这些运营商、网络运营商或者内容提供商都能够用一个差异化、充分市场化的价格策略来培育用户，政府并没有对宽带资费的标准做一种强烈干预的意图。
主持人(叶武滨)：接着我们谈谈监管方面的问题。陈老师你首先介绍一下今年在电信监管方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陈金桥：我们在监管变化的时候，我们按照中央的要求，在2004年有一个工作思路，对监管要退后一步，站高一步，总的来讲，依法行政，因为去年国家行政许可法出台了，今年开始实施，原来我们所依靠很多，靠行政规章，靠部门的办法来管理的行为，在法律上已经不被许可了。
因此，在今年一个主题就是要依法行政，另外政府要找准自己的定位，退后一步，站高一步，大家知道2004年中国通信市场可能还会有更大的变化，首先我们在年初已经看到，所有的六家全国基础性运营商都全部划为国资委管理，由国资委统一行使出资人的权利。
而从去年的情况来看，主要的热点问题在今年还是热点，互联互通问题还是继续进一步解决，特别是互联互通的结算，目前有一个阶段性的成果。
另外一个方面，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普遍服务，去年做了很多工作，我们主管部门做了很多工作，包括拟定基金，今年这也是一个重点，我们在中西部地区还要继续提升行政通讯的比重，我们“十五”计划到2005年末要达到95％，任务非常艰巨。我们现在的时间不到两年时间。
还有一个方面，关于依法监管，知道的依法监管不是靠行政许可法，靠《电信法》，在今年会提到国务院法制办和国务院常委会立法的审议，我个人预计今年正式出台难度比较大，今年可能是酝酿审议的时期，起草已经起草完了。另外一个方面，监管政策里面的资费也是一个重点。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主题就是关于外资的准入问题，今年是WTO的第三年，我们2001年12月11日进入的，应该说我们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有非常大国外投资者急于在国内找合作伙伴，我们在外资准入方面，我们只有一个成文的法规来调控，就是叫2001年12月份国务院颁布330号令，后期没有别的办法。
中国有一般性的法规，还有发改委有外商投资的产业指导目录，真正指导在电信行业投资的规定只有这么一个，应该是远远不够的，而且今年会出现很多新情况、新问题，这也是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
主持人(叶武滨)：刚才你谈到电信业的几个变化的层面，这些层面总的来讲一个难度就是现在目前还没有一个《电信法》，其实监管和《电信法》这个话题也是合二为一了，你能谈谈中国《电信法》目前为什么出台比较慢，是因为立一个法本身程序很多，还是说《电信法》有一些自身的特点，比如说受到技术的问题等等方面。
陈金桥：到今天来讲，因为没有正式出台，所有的关心它的业内外人士都会叫它“难产”，这个难产有褒义有贬义，褒义来说，难产也许我们生出一个健康的婴儿，贬义很有可能出一个怪胎，或者出一个并不合理的东西。
我想正面地理解这个事情，因为《电信法》像你讲的有几个特性，第一，它要涵盖中国通信业的一些基本的内容，我们要调节电信企业消费者、政府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它不能不慎重，从世界各国来讲，在电信立法的步骤和时间相对来说都是比较长的。
第二，像你讲的，电信行业属于资金密度高的行业，新业务创新是层出不穷，各种业务模式演变也是非常的快的，我们《电信法》很重要的就是对电信业务的管理，我们从出电信条例到现在为止，我们只公布了第三版的电信业务分类目录，但是第三本电信业务分类目录运作半年多，大家又发现很多问题，电信分类目录没有市场中正在出现的一些新的业务内容没有概括进来，在业务市场管理里有很多问题，由此可以想见一个《电信法》出来会多么复杂。
过去《电信法》也走了一些弯路，过去我们对整个电信产业的发展，电信市场的调控，我们都是行政的方式为主。我们在最初立法的时候，其实在2000年已经起草过一次，到今天已经汲取了很多教训。今年2003年底全年所起草的那个《电信法》第三稿，应该说是汲取了过去很多教训，也积累了其他国家的经验。因此，在整个立法过程之中走了一些弯路，因此耽误了一些时间。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的《电信法》到今天还没有出台，由于它潜在性的问题很多，比如上网融合的问题，技术上已经解决了障碍问题，由于我们目前分割的治理，我们在管理层面没有融合，未来是需要融合的业务、融合的竞争，需要一个融合的管制，这也是一个难点，把这些问题写进去也需要协调，需要有利益上协调的时间，未来我们的监管机构怎么办，在《电信法》里必须回答这个问题。
国家的电信管理机构应该保持中立性，包括政策制定部门的中立性，这样监管才有效率，对所有运营商才公平。但是中国的现实，中国的政治法律现实，我们的政监合一，要有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战略，我们目前要推动政策和监测有一定的关系，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也需要商议的问题。
我刚才解释了几大原因，《电信法》不是大家不着急，我们对外开放力度越来越大，国外投资者、国外的政府对我们攻击的比较多的，为什么中国这么大的通信市场，为什么没有一个具有国家立法层面的法规，而只是靠一个条例来管理，政府立法部门很着急，大家应该快看到曙光了。
主持人(叶武滨)：你觉得一步步更完善的《电信法》更重要，还是说目前这个市场竞争的环境需求《电信法》尽快出台更重要？
陈金桥：我认为比较倾向于后者，为什么这么说呢？从理论上来讲，从实际的运行来讲，很难有完美的《电信法》，只有不断总结经验，实践中去积累，在基本框架下尽快出台比较有利，其中可以再进行修改。
虽然说立法一推出就保证一定的稳定性，还有我们的消费者的、电信用户尽快收益，能够在相当稳定、具有前瞻性、指导性的原则之下去进行业务的攻击，去进行网络建设，能够推动我们信息社会，推动我们的建设，推动我们通信产业的发展，我个人比较倾向于后者。
快速出台基础上总结经验来完善，尽快出台不是仓促出台，我刚才讲到的几个重点问题确实要涵盖到，基本的原则可以确立起来，可以要求监管部门来补充完善，可以出一些单行的比它成绩略微低一点的进行补充解释，然后补充到《电信法》的修改版本里去。
主持人(叶武滨)：你觉得《电信法》应该是先出一个比较基础性的框架，在宏观上进行指导。就目前《电信法》第三稿是按照怎样的思路来做的？
陈金桥：思路也是这个思路，但是它比我们2000年10月份颁布的电信条例大大迈进了一步，第三稿有14章，接近200条，是非常的完备，相比电信条例是巨大的进步，像我刚才讲的，不可能有一部法律把电信行业所有的利益关系都规范好、调整好，在感觉没有把握的地方用了一些原则的制定和授权的制定，来弥补它的不足，基本上是一个相对于电信条例迈进了一大步，但是又是不是不个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的地步。相对来说，以原则性、以宏观性为主，但是在部分重要内容还是有比较细的东西。
举个例子，像业务市场的管理，互联互通的管理，相对来说会比较健全。
主持人(叶武滨)：你觉得《电信法》难产是不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电信法》这种独特性使得立法在人才方面是不是很欠缺？或者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陈金桥：这个问题在过去一两年比较严重一点，这两年信息产业部作为国务院委托来起草这样的法律法规，对于人才方面的问题解决还是不错的。我们信息产业部有专门的《电信法》起草的领导小组、工作小组、有专家咨询委员会，有具体的起草班子，这里面涵盖着经济专家、法律专家等等，在人才方面，前几年可能是问题，但是这两年问题不是很严重。
主持人(叶武滨)：我们网友有好几个问题，请陈老师回答一下。
网友：目前政府是不是对增值业务监管在思路上会开放一些？会不会采取一些放松管制的态度？
陈金桥：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电信增值业务是创新最频繁的一块，这一块如果政府干预过多，因为政府规范它主要是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对于国家的电信安全、对于消费者主权影响不是特别大，电信增值业务主要是一小部分消费者都在用，企业可能用的比较多一点，高端用户用的比较多一点。从管理思路改变上来讲，绝对不能把增值业务类似于其他业务一样管理。
网友：《电信法》里对互联互通以及价格战两个很关键的问题在法律层面上会有怎样的处理？
陈金桥：这次《电信法》有一个大的特点，最后一章有一个法则，这个法则里面针对不同的市场违规行为，无序的竞争作出非常细致的规定，大家熟知的罚款、吊销许可证，包括处罚当事人的责任做了非常细致的规定，而且力度比原来大很大，从法律武器上的制约已经大大迈进了一步。本身来讲，通过立法本身是一种威慑，我们不希望最后非得去处罚它，因为那个时候恶果已经造成。
我们相信今后的价格竞争还会经常存在。对价格无序竞争也好，对恶性的互联互通作用，《电信法》有警示作用，我相信《电信法》对电信市场反应比较多的违规现象会有非常强烈的警示和惩处的作用。
主持人(叶武滨)：我们讨论最后一个层面，中国电信业国际竞争力的话题。我们加入了WTO，对中国竞争日益加剧，我们中国电信业是作为一个国民经济的主力军的行业，它的竞争大家肯定会很关注。前段时间发布了全球竞争力的报告，陈老师你也参加了，你能简要谈谈那里面一些突出的特点吗？
陈金桥：非常感谢网友和媒体关注到我们报告的发布，实际上我们连续第二年做这个报告，去年做了一个，但是没有大规模的宣传。今年是发布了2003年，春节前已经做完了，但是我们觉得内部评估还有一些小问题，我们又做了一些修改。
首先我强调一点，这个报告是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并不代表最终很官方权威的结论。报告这个特点第一参加的国家比较多，有31个国家，集中全球所有的主要电力市场，具有相当强的代表性，这31个国家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既有工业化国家，也有工业化之中的国家，因此代表性还是比较强。
第二，指标比较全面，我们考虑竞争力的时候，电信整体产业中观层面的竞争力的时候有三个因素决定，一个是制度层面，还有市场层面，还有一个是企业层面，这三个层面我们通过三个层面竞争力的分别评估和综合评估我们得出一个结论相对比较科学。通过分析发现中国在市场竞争这方面最强，全球第二。我们在企业竞争层面由于我们指标设计还是有点问题，发现是倒数第一，是第31位。
我们的方法是说力图通过三个层面的评估分析发现中国电信业是世界最大，但是也不能说中国电信业最强，中国要由中国信息产业大国向强国转变，我们这个报告就是对这个作以说明，我们发现我们在制度建设方面差距最大，包括对非公资本的利用。
制度层面并不是把制度搞好就是为了吸引外资，我们把制度搞好了，就是我们的腰硬了，我们制度层面是我们的大脑，是我们的灵魂，这个层面如果弱了，竞争力就会大受影响。
整个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最终体现在企业层面，必须在全球必须领先的通信运营商，为什么全球倒数第一呢？肯定有问题，比如财富500强里面，大的电信公司我们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很靠前，主要是从规模来判断，我们更关注这些企业的效率和效益、竞争力。
也有同志会问，中国移动也很好，他的效益也很好，我们还有一点，我们除了规模、除了效益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创新能力，有多少是原创，有多少掌握了知识产权，有多少设备，有多少设备自己能够维护，你的业务开发周期是多快多慢，这些问题非常关键。我们在设计指标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过度关注规模，这样就使得整体排名比较靠后。
但是主要是警示我们的国内企业，不要觉得自己做了很大，自己在跨国电信公司里面比较领先了，好象我们就高枕无忧了。从这个报告折射出来的现象，需要警示我们的电信公司，要加快改造。一个电信强国、一个有国际竞争力的国家，很难想象他根本没有一家跨国公司，换句话说，我们光是引资，我们还得走出去，我们没有一个立足中国面向全球的跨国电信运营商，我们就不能说中国就成为了全球电信强国了。
主持人(叶武滨)：中国这些电信运营商从规模上讲排名靠前，是不是跟中国人口基数比较大有关系。运营商应该看到自己的不足，他是更多是外在的原因，内在的原因你认为是比较重要的？
陈金桥：未来要全面改进中国电信国际竞争力十大举措，对企业这个层面我们指出企业要硬软兼施，现在网络设施要提高服务质量，这些都要有资金，有市场基础就可以做起来，但是把企业制度调整好，有控制风险的能力，能够加速业务创新，能够迅速地把新开发的技术标准用于你商业实践，你有成功的商业模式，能够把整个产业链带动起来，这不是短时间能够赶上来的。
在这个层面上推动国有电信公司上市融资，关键就是让他的融资，能够吸纳跨国公司的经验，软硬兼施，我认为软的更重要。刚才说我们国家硬的东西是别的国家无法比拟的，但是我们软的东西差的比较多，这个方面大家观念不到位，现在观念已经到位了，但是做得还不够好，我们也不要放弃，我们2004年继续做，我们是在持续地改进之中，我们的企业竞争力、我们的运营机制的调整，预计2004年中国电信业可能有一个比较大的飞跃。
主持人(叶武滨)：电信在外面被称作信息化的主力军，软，我们做得不错，我们电信在自身信息化软系统方面建设是不是也有一些存在的不足或者比重比较小。
陈金桥：完全同意你的观点，只是在近几年，我们基础电信运营商才开始重视自己的系统建设，原来在别的制造行业大力推行ERP这些东西的改造都是属于提升企业竞争力的手段，我们基础电信运营商反而在这些方面比较落后，投资这方面的预算也加大了，通过这个可以大大提升内部运作效率，可以缩短对客户服务的时间，可以降低成本。我们现在还是向好的方向去转变。
主持人(叶武滨)：目前市场上运营商有好多家，前段时间中国铁通大家很关注，你对未来铁通被吞并这个可能性有多大？
陈金桥：提这个问题的网友非常有意思，因为这个词用的过于激烈，铁通公司从2001年正式进入中国的公用通信市场有几年的时间了，去年到今年是它变化最大的一年，去年他实现了陆类市场，陆就是铁道类的市场，当初剥离是9：1的比重，90％是路子陆内，政府主管部门做了很多工作。
今年有一个先变化，它一下划拨给国资委，他的出资人从铁道部变成国资委，为什么大家关注它比较多？铁通有独特的地方，它有一大块专款是拨出去了，公用这一块业务范围跟中国电信、中国网通太像了，相比这两家，确实从规模、从运营经验各方面并没有太多的优势，因此，有很多都非常关注它，有很多业内人士都非常关注它，到底铁通命运会如何，铁通会关闭，会被吞并，我个人的判断是这样的。
铁通在2004年划归给国资委，应该寻找新的发展方向，在加强业务经营的同时，改善业务经营的同时，它进一步加强资本上的运作，通过资本的运作来强化自己的竞争力也是可以选择的手段，所以不排除它自身进行战略转型的考虑，不要过于强调它被吞并，一说这个就有点拉狼配，这个效果应该不会太理想。
主持人(叶武滨)：今天陈老师在几个方面做了很深入的解释，我们非常感谢网友参加我们本期的“前沿话题”，我们再一次对陈老师来我们TOM参加访谈表示感谢，也欢迎网友来关注我们下一期的“前沿话题”。
陈金桥：感谢今天网友的积极参与，感谢主持人，感谢TOM科技给我们机会。今天可能有部分观点会有一些偏颇，认识不到位的地方，也请大家谅解，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中国的通信行业，关注中国通信业竞争力的提高。
主持人(叶武滨)：谢谢各位网友的积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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