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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这个艺术气息并不浓厚的时代，慈善行动倒是经常采用艺术形式，一听到捐赠，你也肯定能够想像到那架上画一般夸张的巨型支票，夸张的支票上是夸张的数字——有时候是小得夸张，连千儿八百的捐款也要做一张1米长的大支票；有时候是大得夸张，但在媒体狂轰滥炸曝完光后，千百万的捐赠经常难以十足十到位。于是装置艺术就成为了行为艺术。
将慈善“行为艺术”推向高峰的牛群“裸捐”事件，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这位著名相声艺术家一度声称要将自己所有的有形、无形资产，包括自己死后的遗体，全部捐献给中华慈善总会，其悲壮令人扼腕，其真诚让人落泪。但众所周知，伤心的眼泪带出了恶心的鼻涕泡，慈善捐赠绕进糊涂账中，“裸捐活动”最后成了一段“行为相声”。
到底是质疑者心理阴暗，还是捐赠者动机不纯，各说各话，真相只有天知道；英国人胡润只知道，如果将这一“行为艺术”剧场化、定期化，那么就能吸引眼球，就能产生效益。他发布的慈善榜数据未必准确，结论未必权威，因此说他掌握了审判中国富豪道德水准的权力有点夸张，但在媒体的放大作用下，慈善榜至少左右了大众对于富豪这一群体的部分认知。
也是在媒体的聚焦下，所有富豪都成了逃不开社会舞台的行为艺术家。如果说84岁高龄的余彭年捐了20亿能编一出高大全的样板戏，那么黄光裕、丁磊的“隐身术”同样是一部悬疑片的好题材。就像为这一说法做注解似的，昨天已经有人开始质疑杨澜夫妇拿权益捐赠的形式，认为其不确定性非常大，有沽名钓誉之嫌。
说到我自己，也有不确定的“行为艺术”。过街地道里乞讨人深情地拉着《二泉映月》，我会以钢儿扔进铁盆中“当”的一声伴奏，其捐甚少，但我帮助了他。
面对媒体对慈善捐款数额的质疑声，杨澜和她的丈夫吴征答:“我们只在乎是否快乐”。吴征先生喧嚣一时的“学历门”事件没有调查我不敢置喙，但他对于慈善的看法，于我心有戚戚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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