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字：郭凡生 慧聪网 互联网红色记忆

TOM科技讯 郭凡生上过山，下过乡，当过兵，念过大学；80年代末，他是经济研究所里屈指可数的副教授；90年代，他下海经商，开启了中国商情信息服务的先河，公司经营第一年就创造了200多万的营业额；2003年，互联网寒冬刚刚过去，慧聪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互联网回暖后第一批在海外上市的网络公司，126个员工也随之跨入百万富翁的行列。都说“改变是机遇”，这在郭凡生的身上得到了很好的诠释。然而，每一次命运改变的背后又暗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谁曾想到，自称“口才胜过马云”的郭凡生最初去推销《慧聪商情》时，也曾遭过商家的白眼？创造了“慧聪定律”的郭凡生说赚钱容易花钱难，在“不能把握中显示强大的生命力”的互联网行业里，他也曾有过失误？

访谈时间：2007年7月30日

访谈嘉宾：慧聪集团董事长 郭凡生

主持人：TOM科技 张原

以下为访谈实录：

慧聪集团董事长郭凡生做客《互联网红色记忆》(左为郭凡生，右为主持人TOM科技张原)

只要努力，我郭凡生就是扛麻袋也不会是挣钱最少的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互联网红色记忆》，很多媒体常常这样介绍他：他上过山，下过乡，当过兵，念过大学，并且开起了中国商情信息服务的先河，尽管曾经被认为不入流，但却借助知识经济和网络科技大潮，他创造了颇具价值的科技上市公司——慧聪国际资讯。今天请到郭凡生先生。首先欢迎郭总的到来。

郭凡生：大家好，我们慧聪国际资讯已经在香港正式更名为慧聪网有限公司了，就表明我们完全地向互联网的转型。

主持人：郭总，在我刚才这一长串的介绍词中间，很多媒体都提到您上过山，下过乡，当过兵、念过大学，对于这样一段历史，可能很多朋友不太了解，想问一下，在您上山下乡当兵的过程中，您当时的人生理想是什么？

郭凡生：我们当时的人生理想跟你们不一样，我们是接受了最正统的教育。我们那个时候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要当企业家，当资本家，想的是当一个科学家，当一个军人，或者当一个有知识的农民。那个时代跟你们(现在所处的年代)不一样，我讲多了你们未必理解，但是你们去多看看你们的爸爸妈妈就会了解我们了。

主持人：后来您从国家干部到一个商人，这样的转换给您带来的最大改变是什么？

郭凡生：当国家干部想法和做法跟商人不一样，国家干部是领导，当商人是盯市场。还有一个转变是当不当国家干部，有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可能会有很多认为我当时反差会很大，其实我的反差和心理压力没有那么大。因为我在当国家干部前，我当兵一个月才6块钱，我从小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在内蒙古，父亲被弄成走资派。所以当觉得自己当不成机关干部，必须当一个商人、或者企业家自谋其力去自己生活的时候，其实我也没有太大的压力。因为我相信只要自己去努力，就会有饭吃。我常常和他们开玩笑说，只要努力，我郭凡生就是扛麻袋、扛大个儿，我也不会是挣钱最少的。因为我们这代人经历的这些事情很多，所以当时没有太大的压力。说没有压力不可能，但压力没有想象的那么多，不像你们大学一毕业，觉得我找不到工作会怎么办，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主持人：郭总我们看到，其实在那个时候，我们丢掉铁饭碗，应该是跳上商海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大家您刚才说没有太大压力。我想问下，在这种没有太大压力的情况下，有困难吗？

郭凡生：其实我也没感觉到太困难，因为我觉得当一个合格的官员是很困难的。第一要拒绝诱饵，第二要有能力，这个能力就是你为官一代、造福于民的这个压力是很大的。像我们经历过上山下乡又念过大学，作为一个商人去挣钱，只要你不伤天害理、你不想一夜暴富，做商人挣钱养活自己是很简单的事情。我们那时候说慧聪，我们自己做公司的时候都说挣钱容易、花钱难。挣钱不应该是一件难事，但关键是要挣正派的钱，还有不要想一下子把钱挣到多少成为世界首富。只要你没有这种离奇的想法靠着自己劳动去生活，其实是很简单的。

主持人：听说你给创业的企业家培训的时候，您经常提过一段历史，说那个时候带着20几个慧聪员工，骑自行车到街上去给客户送你们当时的《慧聪商情》(TOM科技注：《慧聪商情广告》)，我想知道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让您记忆非常深刻的事情？

郭凡生：记忆深刻的事情有，因为当时如果这个业务做不起来大家都没饭吃，所以大家都得去努力。我记得当时有一个红鸟电器，在离我们公司不远的地方。我去跟他们推销我们的《商情报价》。我进去第一次，刚说了两句，那个老总就说：“你出去吧，我不跟你打交道，你走吧。”我就出去了。他就是不愿意理你，因为那个时候卖电器比现在卖汽车还牛。等第二次我进去，我又说了几句。他说：“我已经说了，我不想跟你谈这个事，你就出去吧。”后来，我就坐在马路牙子上想是回去还是不回去。但是，后来我想要是我不回去、不说服他，我怎么回去让我们做市场的人再去继续做。我就回去，我(跟他)说：“请你听我把话讲完，难道你作为老总都没有能力听我把话讲完吗？我们现在帮你在报纸上去做你的产品报价，应该是把你的最低价报出来了，如果这个有效果，下次我来的时候你就给我钱；如果没效果，下次就不做了。”我们当时是在《首都经济报》上做半个版，就是彩电、洗衣机、冰箱的报价。后来，他说那可以做。他就做了(在《慧聪商情》上刊登报价)，做完了之后当时效果很好。因为当时北京一个彩色电视机——同样品牌的同样货款，(在不同的地方买)能差一百块钱。那时候老百姓一个月的工资才几十块钱、一百块钱，所以他就可以从海淀跑到丰台去买彩电。所以它的(TOM科技注：指在《慧聪商情》上刊登报价)效果很好，因为他报出来很便宜的价格。后来他就打电话到公司，说“我们要找你们姓郭的业务员，我们把上次的钱给你们，这次我们还做(在《慧聪商情》上刊登报价)。”后来，公司的人就说我们没有业务员姓郭啊，说我们老总叫姓郭。我就接电话和他聊，结果他就哈哈地笑了，说“你当时很有耐心，能把这事儿说完”。我说：“事实上这个事儿也很简单，我要不说呢，就没饭吃。”这个是记忆犹新的事情。还有就是骑着自行车从当时中关村那一代一直骑到前门、大栅栏里头，每次都得一身汗。但那个时候年轻，30多岁多一点，而且那个时候充满了理想，所以苦中有乐。我觉得人感觉到苦和压力，关键是他认为那是生活的压力；如果苦中有乐，你这个压力就不是太大，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出来做公司的压力还没有现在大。因为那个时候我知道我面对的对手水平很差，——他们水平真是很差，一个小摊主、一些企业家，我不管是能力和知识都比他们强，而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慧聪作为一家B2B的上市公司，现在B2B的上市公司只有我们一家，“我所有的衣服得脱下来给人看”，我背后又有一大堆股东还有我们的员工，所以我现在的压力比那个时候大。那个时候，我从来不怀疑自己能不能挣到钱，我觉得自己肯定能挣到钱，而且挣到的钱不会少，但是挣多少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