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采访杨丽萍，我背了一个大摄影包和一只三脚架，杨丽萍颇不以为然：“人家肖全就用一个傻瓜相机，把照片拍得多棒。”为杨丽萍拍过照的人不少，“我还是比较喜欢肖全的。”杨丽萍说。
自去年11月初开始联系肖全，回答是“可能下礼拜回成都。”于是我每礼拜都给他打一个电话，电话打了五六个，还是：“可能下礼拜……”世纪之交，所有人都在忙啊！何况肖全！
终于，接到一个电话：“我是肖全。”已是元旦前夕了。
肖全的摄影经历是从军营里开始的。
“我从小喜欢画画，接触摄影之后觉得摄影更加便捷，也更有魅力。到北京当兵时就买了台海鸥205开始拍照，1983年在《解放军画报》发表了第一幅作品。1985年回成都，在省电大搞电教，摄影仍只是爱好。1986年拍了顾城、北岛，《我们这一代》摄影画册的拍摄从那时就有意无意的开始了。1990年9月拍了三毛，1992年4月去北京拍杨丽萍的当天我成了自由人，从此走上了职业摄影师的道路。1992年底去深圳《现代摄影》杂志干了不到一年，1994年初跟朋友一起创办《街道》，干了几个月，之后在上海拍‘太太口服液’广告，去苏州为张艺谋《摇啊摇》拍剧照，1995年去云南为杨丽萍《太阳鸟》拍剧照，1996年初回深圳，又回到《街道》，直至1998年7月。这期间1997年底拍了许晴写真集，1996年11月《我们这一代》画册出版。
1997年底时，我曾想做一个大选题，用相机记录世纪末人们如何度过千年，《现代摄影》杂志的李媚劝我：‘肖全，你是个感性的摄影家， 这件事更应由非常理性的摄影家来做，你是我看到的中国摄影家中拍女性最好的，你的感受、表现都是很特别的，为何不做这件事呢？’这些年我一直犹豫，我发现自己的真正特长不是拍苦难报道，而是拍时尚。我最早特崇拜战地摄影记者，现在彻底改过来了，很少拍报道。”
肖全多次强调学会观察事物对摄影师的重要。“初学摄影时有天骑车路过包家巷妇产医院，那天下雪，我一下感到雪和生小孩的医院间的某种联系，我就在那儿，等到一个很戏剧的场面：我看到两个不同境遇的婴儿出来，一个婴儿的父母裹得严严实实，门口停着一辆上海牌小轿车，他们坐进去，车冒着青烟呜呜开走了；另一个婴儿的父亲推了一辆货三轮，上面放了一张马架椅，产妇坐在椅子上，男人吃力地蹬着三轮把她们接走。两种自降生就开始的不同命运打动了我。那张照片拍得并不好，但作为初学者的我在用自己的感受说话，用心体察人类生活，这是摄影师最重要的。”
从《三毛》到《我们这一代》，从杨丽萍到许晴写真集，肖全和名人很有缘分。“我一直认为我拍这些名人是天意，我及时抓住了上天给予我的机会，这不是每个摄影师都能做到的。三毛来成都时，成都有很多摄影师，但恰恰是我拍了她。而杨丽萍正是通过三毛的照片找到了我，她觉得这个摄影师很特别。很难想象像杨丽萍这样的艺术家竟然没有一些好照片，这正好给了我机会。”
肖全以前拍文化精英，而这次我看到了他相当多的商业照片：时装、楼宇……这是个不小的转变。“精英文化在八九十年代是一种文化现象，它仅是我的选题之一，完成了就不再有太多热情。世界在变，摄影师不能老盯住一个问题。”商业摄影是肖全的大部分工作内容，毕竟先要生存。在目前情况下，不可能停下工作，放弃一年几十万的钱不挣去拍想拍的照片。我会努力把想拍的和工作结合起来，尽量把自己的思想通过一定方式融入商业摄影，以广告这一通道来完成我对现代人的理解和表现，同时它又带给我很多物质上的东西。
肖全曾和张海儿（《新周刊》）、吕楠、韩磊曾被《现代摄影》称为“中国摄影新锐”。对目前摄影界名目繁多的“××十杰”、“××十佳”之类评选，肖全不屑一顾。“它们对好照片的评价标准值得怀疑，我更看重的是我所认可和尊敬的批评家、摄影家对我的评论、鼓励。吕楠是我认为的中国非常棒的摄影家，比我还小，他曾对我说：我们不是一般的摄影记者，我们是影像作家，我很认同。意大利服装品牌贝纳通的摄影师奥理维拉·托斯卡尼一直是我佩服的大师，前几天在杨澜主持的《百年风云人物》中看到他，我把上下集全录了下来。托斯卡尼认为广告就是要引起注意和争议，给人们新的感受，而不是传统的。他的照片富于冲击力，比如刚接生下来、还未剪脐带、血污满身的婴儿、抱在黑人怀里的白婴……我的老师马克·吕布也是在世的仅存的几位世界顶级大师之一。”
肖全目前是职业摄影师，接单、拍片、挣钱，是很多人羡慕的自由轻松的生活方式。“自由是相对的，除非不用挣钱，背着包去拍个人喜欢的东西，至于拍来干嘛不管，那真是自由，但这种自由有没有意思呢？你的图片要不要传播，怎样传播？我工作的条件有时并不特别好，要在有限的条件下说服客户花一些该花的钱，比如灯光、化妆、服装、演员费，如果达不到要求，拍了很可能砸自己的招牌，所以多数压力来自于能否拍出好照片，而不是今天这单能挣两万还是三万的问题。另外现在新人辈出，如果不努力，即使今天你有一点成绩也会很快被人遗忘，提高自己以保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也是一个压力。”
“和其他摄影师不同，我对拍摄成本不太控制，从拍太太口服液开始，我就养成了西方摄影师的工作方式，大量拍，当时光买胶卷就花了7500元，老板支持。现在自己掌握成本，也从不吝惜胶卷，直到满意为止，不是不在乎，而是追求更好。”
肖全已定居深圳，“和京、沪不同，深圳是新移民城市，不排斥任何人，谁有本事努力都能成功，是个真正的自由天地。我不是拍苦难的摄影师，我拍时尚、时装、广告，对高科技和未来时髦的东西感兴趣，需要深圳这样的物质环境。深圳靠海，开车跑在滨海大道上的自由放松是别的城市找不到的。”
肖全此番回蓉，除拍广告外，还重拾老本行，为《新周刊》做二篇文章，其中之一是为“名街”栏目做顺城街。1992年10月顺城街被撤时，亢奋、混乱、喧闹和之后的废墟触动了肖全，在那儿拍了好几天。如今，顺城街早已大变脸，肖全又去拍了，相信不久后就会在《新周刊》上看到。肖全早期大部分片子都是在成都拍的，如三毛、崔健、顾城……“虽然我们呆在城里，但抓住机会也能拍出一些好东西，其实搞摄影不在乎你呆在什么地方，甚至拍谁，关键是怎样拍。”
那天肖全在府南河边边喝茶边为《新周刊》拍在川大留学的法国姑娘小柯，所用器材是佳能Eos5机身，24-85 F3.5头，闪光灯一支，Kodak PJ100负片，如此简单，大体印证了杨丽萍的话。“今天做报道摄影，没必要用120、4×5，杂志不可能放很大，135的成像放大到16开仍然没什么问题，又轻便，为什么不用135呢？没必要扛一大堆箱子。即使是为《国家地理》《时代周刊》也一样可以用135，对爱好者来说，软件（摄影方面修养）比硬件（器材）重要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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